[社论] 公开外交文件应成为纠正“自虐史观”的契机

昨天公开的韩日会谈相关文件给我们敲响了历史不能用“单方面的尺度”来衡量的警钟。14年来的156份会谈记录（1月公开的5份以外）与批评说韩日协定是“屈辱外交”的产物的部分人士的观点不一样，它告诉我们这是“激烈的外交战”的成果。审议文件的一位专家评价说：“上学时，我也认为是屈辱外交。但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当时，韩国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尽了全力。”

过去，对韩日协定的评价与批评朴正熙总统的情绪相结合，一味地进行了批评。在这一过程中，进步阵营偏向的观点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们主张：“大韩民国政府是不应诞生的亲美、亲日政权”，并抹杀了工业化势力的功劳。但这是扩大、歪曲大韩民国负面历史的“自虐历史观”。

公开的文件告诉我们，我国在1951年《旧金山讲和条约》中没能获得战胜国的资格，成为日后不能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原因”。但韩国政府面对主张“韩日合并合法”，并答应作为“独立祝贺金”支援5000万美元的日本，经过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获得了6亿美元。其中包括有偿、无偿资金和民间贷款。昨天一并公开的有关越南战争的外交文件评价说，国军参战产生了50亿美元的经济效果，这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这说明，如果不用平衡的“双眼”观察历史，而以偏向的尺度衡量，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解。因此，需要自我纠正自虐史观。

韩日会谈文件提出了两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课题。日本政府应积极对签署协定时被排除在补偿对象以外的日军慰安妇等反人道罪行的受害者和库页岛同胞以及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给予补偿。我国政府也要尽快对因将请求权资金全部用在经济开发上，没能获得补偿的强制动员受害者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