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军用飞机相撞事件，正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众所周知，对如何解决这一事件，中美的态度在措辞的使用上截然对立。中国方面坚持要美国“道歉”（apologize）。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最近在给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复函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称道歉对事件的解决“至关重要”。但是，美国总统布什对事件仅表示了“遗憾”（regret），拒绝道歉。鲍威尔虽然在4月8日接受记着采访时首次使用了“对不起”（sorry）这一措辞，但是仍坚持表示：“没有道歉的理由。”（there is no reason to apologize）如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所言：“我们在玩字眼，但这就是外交的全部。”确实，军用飞机的“冲突”似乎便成了两个措辞的对立。
面对这场外交角力，我不由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首先必须申明，我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在这一事件中的对立，可以仅仅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因为，在这一事件背后，显然深藏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背景。但是，我们同样不可忽略文明的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正是从那两个字眼中，我们可以从中品味出文明的涵义。
中华文明非常强调凡事要讲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个“理”首先是情理和道理而不是法理。或许很少有中国人会否认，霸道和蛮狠无理是最遭人厌恶的。在中国，合理不合法的事件往往使人同情，因此法和理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看一看当今中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听一听中国政府、军队和民众对这一事件的谴责，你或许会很快发现，“霸道”和“蛮横无理”，是其中的两个关键词。事实上，中国人首先强调“情理”和“道理”的民族特性，在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言论中即有明白无误的表现。前几天，江泽民用一个人在马路上撞了另一个人作比喻，指出即使这种情况，起码也要表示道歉。江泽民主席当然不会不清楚军用飞机在空中相撞和两个人在马路上碰撞的本质区别，因为前者关系到法律责任，而后者需要的仅仅是道德关怀。但是我们不难从他的话里领悟到，中国人对矛盾和冲突，往往首先从道德的层面上认识。江泽民主席也是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生长的，他的言行同样不可避免的体现中华文明的这一特征。
事实上，美国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中华文明的这一特征并不缺乏了解，他们对军机相撞事件发表的评论，正是从这个层面切入。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中国人对道德的注重可以追溯到儒家传统。特别是统治者认为，他们地位高人一等意味着他们道德高人一等。因此，他们要求对方道歉是使他们承认地位低下，不能成为合法的统治者的证明。中国人让对方感到羞耻是为了证明自己伟大。”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高德曼（Merle. Goldman）也指出：“中国强调道歉源于儒家价值体系，儒家强调君臣父子，强调等级，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共识。中国要求美国道歉，就是要美国低头。”他们的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必须承认，他们指出了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不错，要求道歉受制于这一特征。
然而，大多数对中华文明不甚了了的美国人和白宫官员似乎并非象他们那样，他们注重从法律层面对待这一事件。毋庸赘言，这种态度同样是美利坚文明特征的显示。以美国的媒体的报道为例，4月6日，华盛顿邮报载文称，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有充分的法律理由拒绝向中国表示道歉。在他们看来，道歉不仅是承认错误而且会创下使中国人以后能够援引的法律先例。美国政府也担心，道歉蕴藏着法律上的意义，它可能暗示中国将要求审判美国飞行员，要求赔偿，要求美国许诺停止侦察机靠近中国沿海。正是基于这种思路，芮效俭表示：“道歉就等于承认错误，中国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的法律理由。”许多中国人对美国政府为何吝啬得连“道歉”两个字都不肯说，美国政府也似乎坚持将“对不起”和“遗憾”作为自己的底线。但是，如果中国人能够认识法律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而美国政府能够注意中国政府可以放弃日本巨额战争赔偿却不能容忍日本对战争不思反省，不肯谢罪，那么他们或许能够在互相谅解的道路上，彼此再跨进一步。
我的上述观点，当然不是想强调中国人无视法律，而美国人不讲道德。我想强调的是，外交的妥协有时更需要对彼此文明特征的了解，外交的妥协，也应该是文明的妥协。我衷心希望中美双方彼此能够妥协，因为这种妥协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至关重要。
冯 玮/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 现在韩国高丽大学从事合作研究 fengwei208@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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