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总长出师表=据《通信秘密保护法》第16条第1行规定，严厉处罚公开或泄漏窃听内容的当事人。法定刑期是10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剥夺5年以下政治权利。没有“罚款刑”。
孔云涌（58岁）曾经是安企部窃听小组——米林小组组长，为调查孔云涌必须掌握从他家里没收的274个窃听录音带内容。因为每一个窃听行为都是犯罪行为，所以检察机关的调查应该揭开“地点、经过、结果”。
检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通常向指挥干部报告调查内容。而指挥干部的顶点就是检察总长。但是此次事件有所不同，据《通信秘密保护法》“报告”也是属于“公开”和“泄漏”。
但是《刑法》第29条规定“因业务而发生的行为”是“正当行为”，所以并不进行处罚。这就是“正当化理由”。“报告调查内容”也是如此。
即使如此，检察总长金钟彬还是宣称不会接受报告。
从这个方针可以看出未来调查方向。这就是说，既然检察总长主动表示不想知道非法窃听内容，就会严格控制公开和泄漏相关内容，对非法窃听展开严正调查。这也是一种信息，就是说“我都放弃了解内容，因此谁也别想知道”。这个宣言也可以解释为总长的“出师表”。
▽“绝对不允许公开对话内容”=人们最好奇的就是安企部窃听对象“有力人士”的对话内容。
但是连总长都说“我不会接受报告”，就应该认为，不存在检察机关主动向外界公开相关内容的可能性。当然，检察官失误和媒体秘密采访等也不能排除公开一部分内容的可能性。
▽公开窃听对象？=公开非法窃听对象是何许人物，存在引发争论的因素。
《刑事诉讼法》规定“记载公诉事实应该明示犯罪时间、地点和方法，使可以特定化相关事实”。因此。检察机关于1993年根据《国家保安法》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的嫌疑起诉小说家黄晳暎的时候，公诉状明确记录了黄晳暎泄露的“国家机密”。
因此，在起诉阶段为特定化犯罪内容，有可能公开窃听对象。例如以“某月某日，在某酒店的饭店非法窃听A某和B某进行的谈话内容……”的形式记录在公诉状上。检察机关也因这个问题正在苦恼。
但是检察机关内部有很多否定性意见。一位检察机关干部称：“性暴力案件中，公开受害人的身分会造成另一种伤害。这个案件也是相似的性质。”判例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公诉内容没有特定化，也不能说是违法。”以此承认其例外性。
▽有可能公开隐秘对话地点=因地点不是对话“内容”，所以有可能公开在“地点”。法官出身的一位律师称：“可以理解为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但是可以公开盒子的出处。”因此，此次机会有可能公开社会领导层人士为了“隐秘对话”经常利用的地方。
结论就是“什么人，在哪里，交谈内容是什么”等人们普遍感到好奇的内容中“在哪里”具有很高的公开可能性。但是公开“什么人”的可能性不高，公开“交谈内容”的可能性和微乎其微。
但是这些并不能完全排除“泄漏”的可能性。因为检察机关也是以“人”组成的集团。因此，谁也不能保证潘多拉的盒子会不会“永远”而且“完全”关闭。
黃軫映 buddy@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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