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嚎着到处寻找女儿的父母、看穿我的小女孩的样子在我的眼里越来越清晰。”
生活在日本富山县富山市的泽田纯三（78岁）每年都会收到写有上述内容的一摞贺年卡。寄信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在韩国当小学教师的池田政枝。
和其他贺年卡不同的是，这些卡上没有标明收信人，而是和写有“请寄给认识的人”的信件放在一起邮寄过来的。泽田纯三一直都在从事对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被强行带走的韩国人进行补偿的运动，所以委托他发送。
池田政枝每年通过这种方式，由友人帮助发送1000∼1500张贺年卡。这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日本人了解自己的告白和忏悔，并记住这一切。
即将称霸的日本帝国主义横行肆虐到极点的1944年，在首尔房山小学教日语的池田政枝收到了朝鲜总督府的指示，内容是“尽可能多地把女学生送到富山军需工厂来。”
当时沉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皇国臣民论”中的池田政枝和其他日本老师一起，每晚辗转于学生的家，煽动年幼的学生说：“只要到了日本，就不用饿肚子，还可以上女子学校。”当时，池田政枝也相信这是事实。
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的6名小学生于第二年3月，同其他100多名“劳动挺身队”女孩一起在首尔站登上了伤感的列车。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后，池田政枝才惊觉自己做的荒唐事引发了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开始寻找学生。
虽然确认6人中有5人已经返回，但学生们说“不愿意想起曾经在日本待过”，而且也不想见他。
1945年12月，池田政枝返回日本，一直饱受良心的谴责，甚至达到了“不敢看韩国那边的天空的程度”。直到1991年4月，他才隐约打听到了另一名学生的下落。
池田政枝和富山一家电视台的企划采访组一起，辗转寻找了3个月，终于见到了这名学生。学生没有责怪真心谢罪的池田政枝。她只是平静地问：“老师，过得幸福吗？”
真正使他走上谢罪之路的是几个月后学生的女儿寄来的信件。信件的内容是“谢罪百次也不及实践重要。”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广泛传播自己对天真烂漫的年幼学生犯下的罪行。
日本政府推卸责任说：“动员挺身队到日本是民间企业人士做的事情。”池田政枝对此高呼：“战时动员学生挺身队到日本是不可违抗的‘天皇陛下’的命令。”
决心“不可以因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萎靡下去”的池田政枝出版了名为《两个祖国》的书籍，这是他用半生时间撰写的。同时，他还参加各种演讲和集会，用自己的声音证明了日本历史学家主张“日本人为殖民地朝鲜做了好事”是多么荒唐的谎言。
池田政枝把自己50岁之前当教师得到的年金尽全力省下来，捐给了对强行带人行为进行补偿的市民团体。到其他城市提供证言时，他为了节省路费，经常乘坐夜间大巴。他还利用广告传单，亲自制作信封。
他的证言是让原先推卸挺身队和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日本政府承认事实并正式道歉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每年邮寄的忏悔贺年卡是年迈体衰并身患心脏病的池田政枝给日本社会的一种警告。因为，日本社会现在正逐渐倾向于想要美化错误的历史的方向。
每年把池田政枝的贺年卡转寄给其他人的泽田纯三最近和朋友通话时才得知，从今年开始将永远收不到贺年卡了。
池田政枝于去年12月4日在奈良县生驹市的家里凄凉地离开了人世。对家门前堆积的邮寄物感到奇怪的邻居在他去世四天后才发现这个事实。池田政枝享年84岁。没有留下遗书。
但他对日本社会发出的呼吁之声仍然带有余音。
“日本统治殖民地不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曾经是（统治中的）一员。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到韩国的独立纪念馆，亲眼确认受害人书写的历史。”
千光巖 iam@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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