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末外汇危机撞击韩国经济后，政府方面为了克服此次危机出台了金融、企业、劳动、公共等4大部门的改革项目。
多亏刻薄的企业结构调整和国民共同分担艰难，韩国到2001年8月终于能脱离国际通货基金（IMF）的管理体制。
但是正如卖掉第一银行那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实行中的错误。诸如此类的实行错误导致了外汇危机的后遗症，至今还成为国民经济的大负担。
○BIS比率为8%，仍然遭受批评
外汇危机后，金融市场由于累积的不良成份与信用梗塞等没能发挥其功能，对此金大中政府以“构筑有效金融系统”为名采取了高强度的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结果，国内的金融公司从1997年末的2103家，今年6月减少到了1304家。10年来就消失了1/3的金融公司。
银行的结构调整比起其它的金融圈更为残酷。国际清算银行（BIS）为基准，自有资本比率不及8%的银行被强制退出或沦为了合并对象。
这样，一般银行的BIS自由资本比率从1997年的7.04%到去年大大改善到12.31%，而不良债券比率从6.70%大幅度降到0.84%等，其健全性得到了提高。
但是流动性危机严重的时期过分严格实行BIS自由资本比率的措施仍然遭受批评。
某民间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指出：“当时应该有银行增长的可能性或流动性比率等诸多判断标准，但唯独BIS自由资本比率成为结构调整唯一尺度，现在想起来也是一个遗憾而又有众多疑惑的事。”
由于陷进国际标准的漩涡中，将国内银行产业的主导权转让给了外国资本，这一事例也是其代表性实行错误之一。
除了第一银行外，曾沦为凯雷基金的韩美银行（后收于花旗集团）、转让给龙星基金的外换银行等事例还引起了“国富流出”的批评。
○改善企业支配结构，却丧失了能动性
大企业放慢的介入管理与“章鱼爪式”扩张管理是将韩国陷于外汇危机的最大罪魁祸首。
政府对此于1998年初向那些大企业采取了“船团式管理的告终”措施。大企业之间的重复或类似行业之间的合并等‘big deal（大交易）’现象的形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二年政府还要求了分离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遏制循环出资及不当的内部交易、断绝变则上诉等企业支配结构的改善。
各个企业果断整理不牢资产与项目，通过选择与集中培养了主力项目，经过这样的自身努力在收益性与健全性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另外，比起循环出资，转变为支配结构比较单纯的地主公司的企业，到今年8月末已经扩大到了40家，说明其支配结构也相当程度地得到了改善。
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难免存在一些反复无常的混乱的政策路线。
其代表性的事例为，1999年末以促进企业结构调整为由废除了出资总额限制制度，而到2001年4月又以“遏制经济力的集中”为由再次复活。政府以改善支配结构的名义固守着这一制度，但舆论指出这个制度却成了企业项目多样化与投资的绊脚石。
金大中政府为了克服外汇危机过分强调“引进外资”后到现任政府，仍然持续着对国内企业的不同强度的批评。
据三星经济研究所的介绍，2005年末维持1兆韩元以上销售额的20家外籍企业中，13家（65%）是当初曾经为国内资本而在外汇危机后卖到海外的企业。
○没有结束的结构调整
政府从1997年11月到今年9月为止投资的公共资金已达到168兆4000亿韩元。
但是至今为止，回收的资金仅仅止于89兆1000亿韩元（52.9%），外汇危机留下的创伤仍然严重。
尤其是当初政府出台的4大部门的改革中，金融与企业之外的劳动及公共部门没能收到像样的实绩，因此舆论指出“这不是改革，而是退步”。
韩国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本部部长许赞国强调道：“公共与劳动部门的改革很难发现其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某些部分还表现出了回归性的形式。因此为了真正克服外汇危机，应该加紧对两个部门的改革。”
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黄仁成于14日做出的“对外汇危机10年的评价与课题”报告书中说，“劳动部门的灵活性比起外汇危机之前没能得到明显的改善，劳动市场创造就业岗位等作用也有所下降。因此应该在确立合理的劳资关系的同时要强化劳动部门的灵活性。”
车志完 cha@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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