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正规职雇用期限规定为两年的现行法从昨日起施行之后,雇佣期限已满两年的非正规职劳动者一一离开了公司。仅7月份一个月之内,将有2~3万人,进而一年内将会发生40~70万人失去工作的解雇之乱。而且,没有具备转正条件的中小企业,只能送走业务熟练的非正规职劳动者,且挑选新人而追加支付费用,从而导致劳动质量下降。
大国家党昨日向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提交了法案,提议“执政党与在野党六方会谈”,但却不看好其结果。因为在政治圈里,党派之间互相推脱责任。而声声说着为国民着想的政党和政治人士却把大部分社会上的弱者,即550万名非正规劳动者,推向了失业的痛苦深渊。
非正规职失业大乱,自2006年11月制定之日起,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民主党的前身开放的我们党表示:“如果在雇用期限未满两年的情况下进行解雇的话,只会导致生产性低下和劳务管理费用的增加。所以,雇用期限未满两年之前,担心解雇的事情是非常少的。”并无视现实的企业和经济,一味地支持立法。随后,因非正规职不断增加,不修改法案就不可避免解雇之乱发生的情况下,卢武铉政府和开放的我们党却不采取任何举措。而且,李明博政府执政时期,因一直看着劳动界的脸色,于去年4月份才向国会提出了法案修订。从没有充分协商的时间来看,政府和在野党都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非正规职事态发生的最大责任在于民主党。非正规职法就像被称为“非正规职解雇法”一样,是一个非现实性的法案。而且,正如自由先进党总裁李会昌指出,这是在卢武铉政府时期,在野党“强迫制定的法律”。而民主党早在两年前犯下大错误之后,却连纠正错误的表态也没有。
国会环境劳动委员长(民主党)秋美爱以劳动界的反对为借口,否决了常任委员会提交的修订案,使得在野党的协商更加举步艰难。对于秋委员长不负责任的独断行为,怎还会有“个人的政治行为”等如此的批判呢。对此,秋委员长才表示称,若大国家党向国会议长直接提交非正规职法修订案的话,只能借鉴“1996年向老百姓滥用劳动法,最终成为植物政权的YS政权。”难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坚决反对非正规职法的修订,且滥用职权,把现行的政权变为植物政权吗?
而且,秋委员长所提及的1996年劳动法事态也值得一提。韩国自加入经合组织后,随着要跟上世界水平的脚步,不得不进行整顿解雇等劳动相关法的修订。当时,面对在野党和劳动界的强烈反对,新韩国党(大国家党前身)于12月在国会本会上,单独处理了该法案。因此,持续不断且难以平息的劳动法波动,导致企业的结构调整也随之被推迟,且海外信任度下降也跟1997年的金融危机也是有关系的。而且,金融危机的部分责任也与前总统金大中脱不了干系的说法也正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为老百姓和中产阶层的民主党不配合非正规职法修订,就是逆行党的整体性的政治行为。如果,不修订非正规职法的话,最大的受害人则是支持民主党的老百姓和中产阶层。比起大企业,更支持中小企业的民主党若不顾因推迟非正规职法修订而造成的中小企业的损失,则是自我矛盾的行为。虽然,秋委员长以两大工会的反对为借口否决了提交的法案,但顾着拥有数百万人员工的两大工会,却牺牲了数百万名非正规职劳动者。
因此,执政党和在野党为减少非正规职大量解雇和失业的发生,应立即着手放缓非正规职法的施行,并找出其根本性的解决方法。非正规职事态的根源直系着1987年之后工会的强行斗争、政治斗争而僵化的市场。难以雇佣和解雇正规职的企业只能扩招非正规职劳动者。而且,回避正规职劳动市场的改革,是难以找出非正规职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法。
自1990年以来,欧洲各国采取了启动劳动市场的措施,促进了放缓对雇佣非正规职劳动者的规定限制。而且,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大部分欧洲国家对非正规职劳动者的雇佣期限都无限制。经合组织成员国之中,因非正规职比率不足5%,而成为非正规职比率最低的国家是美国。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说是非正规职”。
此外,非正规职劳动者所希望的是,保有非正规职工作的同时,改善劳动条件。只有废止非正规职的期限限制,重视当事人的自觉性的签约,且延长契约期限,才能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从根本上解决非正规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