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拿出了有关近10多年间上流层、中产层、贫困层家庭比率变化的分析资料。以家庭收入为准，中产层比率从1996年（68.5%）起逐年递减，2000年61.9%、 2006年58.5%、2009年56.7%，13年间共减少11.8%。相反的，上流层比率从1996年的20.2%增至24.1%；贫困层则从11.3%增至19.2%。三星经济研究所也分析指出，中产层家庭比率从2003年的60.4%减少至去年的55.5%，共减少4.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规定，将所有家庭按照收入水平的高低进行排序，处在中间的赚取50∼150%“中位收入”的家庭称作中产层。KDI和三星经济研究所利用这一概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虽然中产层数量大减，但是大部分却并未晋升为上流层，而是转变为了贫困层。
美国、日本、欧洲等先进国家，也出现了中产层没落的现象。在被称为“1亿总中流社会”的日本，经过“遗失的十年”20世纪之后，开始流行“落差社会”或“下流社会”这种形容词。随着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就业岗位移至中国或印度，美国和欧洲的中产层数量大减。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产层不断增加的韩国，其中产层的破产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要快。
中产层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核心。中产层越多，社会一体化的可能性越高。相反的，转变为贫困层的中产层数量增加，将增加阶层间的矛盾、加大社会不安的危险性，成为国粹主义的温床。复原中产层最根本的方法，便是经济增长。原有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与内需型增长模式，同等重要。多培养出适应经济及产业结构变化的具有竞争力的人才，也是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韩国的平均收入已接近先进国家的水平。若想增加中产层的数量，便要创造出高附加值的新旧工作岗位。放宽国际竞争力比制造业低的医疗、教育、法律、观光等高级服务的管制，并取消障碍，是创造质量佳的工作岗位的快捷方式。众所公认，所谓“特惠”便是允许通过出口积累充足资金的大企业进入到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和绿色生长行业领域。
前国务总理郑云灿在昨日的离任式上说：“未尽其责的政府或以为事事可为的政府，都会危害国家及国民。”政府“未尽的义务”便是复原崩塌的中产层。政府应当将政策焦点放在复原中产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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