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2月25日,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抵达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中国敦煌莫高窟。当时,他组建的中亚考察团已经在中国新疆维吾尔喀什地区逗留1年5个月。伯希和一直惦记着敦煌藏经,因为他曾经听说敦煌莫高窟发掘了重要的藏经。
抵达莫高窟第二天,伯希和立即着手当地考察。他首先找到了王道士。王道士全名王圆禄,他于1900年来到敦煌莫高窟,随后便做了道士。有一天,在打扫莫高窟16洞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第十七个洞穴。洞内3米多高,里面堆积着无数藏经。因为这里收藏了古藏经,所以这第17洞被命名为藏经洞,王道士相当于藏经洞的管理员。
如果没有获得王道士同意,就无法看到敦煌藏经。所以,伯希和找到了王道士。先前,当俄罗斯探险家询问是否有藏经洞时,王道士并没有告诉事实。对于英国的奥里尔•斯坦因,王道士没有允许他进入藏经洞。但是,对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伯希和打消王道士的戒心,获得了藏经洞的考察权利。
考察活动始于1908年3月3日。第一天,伯希和连续10小时蹲坐着研究了藏经。藏经多数为6世纪至10世纪的贵重藏书。其中不仅有汉文经典,还有多种语言的古文。伯希和认为,这个石窟就是汉学宝库,并在此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
有一天,伯希和发现一卷前后残缺的笺释一卷,虽然署名和作者的名字都已遗失,但伯希和当时感到无比激动。因为,他可以确定那就是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开始考察中亚前,伯希和曾经阅读过《一切经音义》,而且他可以确认手中的确是该部作品中《往五天竺国传》的内容。这都要归功于伯希和的汉学知识及汉字、汉语实力。
伯希和建议王道士将17号石窟中的所有藏经出售给他,但王道士没有答应。然而,经伯希和百般请求,王道士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伯希和用500两换走6000多件重要藏经,于5月30日离开敦煌,10月5日抵达了北京。随后,他在北京装裱部分卷子,将这些遗物运往了法国。其中,包含《往五天竺国传》,它送往了法国国立图书馆。1909年5月,伯希和向学界报告了这一事实。1915年,日本学者高南顺次郞经研究证实,慧超是新罗僧人。
长期研究丝绸之路与《往五天竺国传》的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长郑秀一断言,慧超是“韩国首位国际化人士”。慧超出生于704年,故乡是新罗首都庆州。719年15岁时,他为学习密宗留学中国。4年后,即在723年19岁时,他又前往印度求法。
慧超从广州出发乘船抵达印度并巡访佛教八大圣地。随后,他一直走向西方,途径甘达拉、波斯、阿拉伯、中亚、帕米尔高原、库车及敦煌,最终于727年11月抵达唐代首都长安(现今西安)。该历程耗时4年,是2万公里的大长征。
《往五天竺国传》详细记载了慧超的长征历程,作品名称意为“走遍5个天竺国(印度的汉语称呼)所写的作品”,然而作品不仅涉及5个天竺国,还有大量有关西域的信息。
最初发现《往五天竺国传》时,作品前后已经严重残损,现在还剩下227行5893字,卷宽28.5毫米,长42毫米,公有9张卷拼贴而成,总长358毫米。有关在莫高窟藏经洞发掘的卷手抄本,部分学者认为是慧超亲手抄写的作品,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反对。对此,国立中央博物馆研究员吴永善指出:“我们无法判断到底哪一方观点正确,但如果假设是他人抄写,学界普遍认为是在10世纪以前抄写的。”
慧超旅游主要是为了求法,走访东天竺国的主要目的是探寻佛教。但是,继续中、南、西、北天竺国的过程中,慧超关注的领域从佛教逐渐延伸,陆续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衣食住等日常生活以及语言和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可以说,他的作品详细记录了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慧超既是求法的密宗僧人,同时也是充满好奇心的文明探险家。因此,人们称慧超是韩国首位国际化人士。
慧超的旅途贯通丝绸之路,在4年的旅途中,慧超时而表现出了对故乡庆州的眷恋。《往五天竺国传》中有慧超怀念故乡所写的诗。在异国他乡遥望远方月亮与云朵,他想到了鸡林。鸡林即庆州,这首诗可以充分证明慧超是新罗人。
慧超如此思念祖国,但他一直在唐代长安研究密宗,于780年逝世,享年76岁。或许,在异国他乡逝世是这位世界化人士的命运。
郑所长表示:“慧超是史上首位通过海路与陆路环游亚洲大陆中心并留下见闻录的人士,他同样是东西文明交流史的先驱人物。毫无疑问,慧超是韩国首位国际化人士。”
李光杓 kplee@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