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研究机关称，以全国民为对象的现行无偿保育政策对于政府的核心公约—提高女性雇用率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最近“为了制定福利预算而进行苦战的政府在进行过度的‘征收税金’之前，应该先重新设计违背政策目标的过剩福利体制”的主张开始得到了支持。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尹熙淑20日在《有关保育、育儿教育支援的9种事情和其政策行含义》报告书中主张：“韩国的保育支援政策是根据政治性考虑进行了扩大，而不是根据政策合理性，因此增加了不必要的财政负担。”
根据高报告书，政府的保育、育儿教育预算从2009年的3兆8000亿韩元增加到了今年的12兆3000亿韩元，在4年的时间里增加了2.6倍。因为政治圈的“无偿竞争”，幼儿园保育需求开始剧增，随之政府的支援金额也增加了。尹研究委员表示：“目前我国给0—5岁的全体儿童保障了每天12小时的保育，这与发达国家根据母亲的就业与否、收入水平等进行针对性支援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问题是千篇一律性的保育支援反而成了阻碍女性从事经济活动的要因。因为保育需求剧增，寻找幼儿园开始变得很难，而且出现了负作用--幼儿园“差别对待”相对来说接孩子比较晚的双方都在工作的父母。像这样无偿教育反而成为女性就业的障碍后，0—2岁子女的母亲就业率(33.2%)低于子女的保育设施使用率(48.7%)。这是在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会员国家中，唯一出现在韩国的现象。
专家们指出，在半价大学学费政策中也可以找到政府的福利和就业公约互相冲撞的事例。低学费会让更多的高中毕业青年进入大学，最终会导致出现大批的大学毕业生，加重青年的就业难。尹研究员表示：“瑞典之所以能维持高雇用率，是因为福利优惠和就业与否互相有关联”，“福利制度的设计一直都要符合政策指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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