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扔掉“诺贝尔奖焦虑症”，才能得奖

朴槿惠总统昨天在主持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时说：“我国基础科学水平仍然和诺贝尔奖水平有一定差距，”“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突然走大运，考虑到这一点，政府必须为能稳步推进研究创造一个稳定的研究环境。”

我们以羡慕的眼光，看到日本出现两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中国产生首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韩国深刻体会到了落后于传统科学强国日本和新兴科学强国中国的现实。就预算而言，我国的基础研究支援并不少。研究开发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投资比重为4.15%，排名世界第一。政府该花的钱没少花，但始终看不到世界级的研究成果和源泉技术，其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研究事业、分配支援资金的自上而下模式。

李明博政府以基础科学研究院（IBS）为中心，推动了向取得优秀研究成绩的50名科学家、十年间提供每年100亿韩元支援的“诺贝尔奖项目”，但被批评为是从根子上摧毁了研究。这是因为，研究者们以领取科研费为目的，纷纷涌向政府事业，丧失了属于研究生命的自律性和独创性。最近访韩的日本文部省所属的研究战略开发中心负责人野依良治表示，“如果韩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会是来自首尔大学、KAIST和浦项工大。”他之所以这么说，也是上面那个道理。与从事相似研究展开激烈竞争的一流大学相比，反而是从事独创性研究的地方会产生诺贝尔奖。他的话，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

现在基础科学领域里，也需要有从“迅速跟进”到“创新突破”的方式转变。在过去十年的73名诺贝尔获奖者中，有超过一半的48人是因他们在二三十岁时完成的科研成就而获奖。对于基础研究，政府不应考虑任期，应提供长久的支持。

获得200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剑桥大学名誉教授蒂姆•亨特曾经说过：“诺贝尔奖，是在连是否存在都不知道的领域里产生的。”自1911年创立以来曾诞生32名诺奖获得者、有“诺贝尔奖士官学校”之称的德国马克斯弗朗克研究所的经营箴言是“只提供支持，不进行干涉”。政府必须放弃“诺贝尔焦虑症”，才能快步走近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