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印度人阿玛蒂亚•森所著的《争论的印度人》一书,会觉得印度人天性话多。在联合国流传的有个段子,说是对国际会议议长来说,最难的事情是让印度人打住,而让日本人开口。即使考虑到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英语水平差异,这也说明了印度人讲话过多,而日本人讲话过少,所以才有这个段子。
看起来话多和争论也有很深的关系。在法国和德国,公共汽车上相对安静,如果有人高声,首先老人就会盯他两眼。英国的公共汽车上则理直气壮地喧闹。在法国和德国,老师们多抱怨学生们同英语圈相比提问较少。在我国,提问就更少了。上课不是以问答为主,而是以注入式讲课为主。在上课时提问,如果是因为对讲义内容不懂而提问还好,如果指出讲义的逻辑漏洞,将会被看做是对权威的挑战。由于残留着这种文化,提问的就更少了。
科学杂志《自然》最近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韩国是世界上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的文章,如果将题目改为《韩国是世界上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会更好一些。韩国的研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属于世界最高水平,超过了日本和美国,是欧盟以及中国的两倍。但是,韩国还没有诺贝尔奖获奖者。人们提出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研究室里没有活跃的讨论,这一特点来自于学校的教育,而且不易改变。
韩国因为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科学奖而着急,似乎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今年1月,美国的时事文艺刊物《纽约客》对此给予迎头一击,称“韩国人连书都不读,却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自然》杂志也好像在指责说,连活跃的讨论都没有的国家,却老想着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我们不能眼睛只看着高处,还应该往下看看我们自身站在哪里。
评论员宋平寅 pisong@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