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中国苹果的柿子

痛苦的记忆或伤痛有时会成为艺术的材料。出生于印尼的美国华裔诗人李立扬的情况就是如此。李所在的家属在印尼反华情绪高涨的1964年，经香港和澳门、日本逃往美国。但是在那里面对的也是歧视。

他的诗《柿子》是从回顾那个开始的。“六年级时，沃克老师说/我不会区分软柿子(persimmon)和精确度(precision)/打后脑勺/让我站在角落里。”少年有些怯场，把persimmon和precision，也就是把柿子和精密混淆，必须罚站。但是后来长大了，发现柿子和精密也不是全然没有关系。用甜味和颜色了解熟柿子，不要让肉受伤，轻轻地剥皮/吃红柿子的瓤，这难道不需要精密吗？

不知道这些的是美国老师。有一天，那位老师拿来柿子，用刀切了，一块一块地分着，叫他尝尝“中国苹果”的味道。他居然用刀切了等到柿子变红了用手去皮才能吃的涩柿子。那位老师的话、想法和行动都是源于无知。这是不了解柿子的属性，却以苹果为标准看柿子的认知暴力，即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那位老师不同，诗人的父亲对柿子了如指掌。闭上眼睛也能把柿子装进画幅里。“相爱的人的头发气味/放在手掌上的柿子的质感/熟透时的重量/是绝对不会离开我们的”，在失去视力后也能画出柿子。这就是权威和精密。

少年后来成为诗人，回顾童年时代的伤痛。对于他来说柿子是东方的。他从柿子中看到了西方因自我中心的狭隘而看不到的东方情绪、文化和精神。同时，童年时代的创伤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