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受到过太多限制活动自由的体制下出生的我们，有一些认识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想与陌生人见面、一起做点事情的行为本身，就是经济的主要动力。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事态，再次突显了见面的经济重要性。西欧的经济学家们为了加深对此的理解，经常举出中国维持集体生活体制的开放化以前时期的事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记者亲眼见到中国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都生活在公寓里，同一家餐馆，同一间办公楼。经济学家们说，对那些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来说，即使给他们现在的手机、汽车和化妆品，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认识的人都在同一个圈子里，大家都穿着同样的制服生活，所以经常用手机、打扮帅气的机会也很少。
虽然仍然没有切身的感受，但看到街上人迹罕至的中国武汉市内的街头照片，甚至会感到恐惧。在韩国，随着人们不愿见面，百货商店和演出场等场所的经济也出现萎缩。要跟陌生人见面，才会觉得需要茶馆、餐厅、汽车、手机等。
如果新型病毒对人类没有危害，人们的生活就会维持下去。但是，从因肉眼看不到的病毒而发生人员死亡的瞬间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是出于可能对免疫力低下的人会造成很大危害的想法，人们也会减少行动半径。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不断出现治愈患者，真是万幸。只要不发生感染者突然增加、超出医院收容能力的事情，那么治疗感染症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虽然现在断定安全还为时尚早，但似乎可以减少对病毒的茫然不安。因为要防止因为经济萎缩、平民经济等脆弱环节首先爆发的事情发生。
新型病毒事态也给与中国有很多交流的韩国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病毒使韩国的汽车工厂停产。虽然不是重要零部件，但供货都集中在中国，导致中国国内物流和生产一出现问题，工厂就被迫停工。地震等灾害较多的日本为了稳定运营而管理供应网，而不是眼前的经济性。
对新登场的共享经济产生的影响，也要借此机会进行思考。由于担心病毒传染，路上停着共享自行车和共享滑板的情况有所增多。乘坐大众交通工具的人中，因害怕把病毒传染给家里而使用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共享经济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应对传染病。
由于生产差池和国内消费萎缩等原因，外国经济机构正在下调韩国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值。如果经济增长率因病毒而下降，政府就要准备经济扶持政策，这里必然要动用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利率下降，将成为推高房价的因素。到目前为止，这只是预测值。为了不让经济副作用扩大，政府、企业、个人等各经济主体应该寻找均衡点。总统连日来不断发出“没有必要过度不安”的信息，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希望政府当局因这一次机会能够认识到，限制人类活动的因素不仅仅是病毒。政策和制度应该着眼于使人们能够见面、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
许镇硕记者 jameshuh@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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