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发，要搞得大检察厅勉强接受一样”……如果是这种程度，则是超越“唆使”的“操控”

据悉，就所谓的“唆使告发”疑惑，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金雄曾对举报者赵成恩说：“不要就那样提交（检举信），要抗议为什么不调查，搞得跟大检察厅勉强接受一样。”这是高级公务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最近以数码追踪方式恢复赵成恩手机的通话录音文件内容。在去年4月3日的2条通话录音中，金雄通过Telegram发送了针对执政党人士的检举信和参考资料。在上午的通话中，金雄说：“去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吧。那里很安全。”到了下午通话时，他又说：“让大检察厅受理吧。”

据说，录音文件中还有“我们会做好了发过去”、“必须去掉检察机关的颜色”、“我会（跟大检察厅干部）说好”等言论。金雄坚持强调去掉“检察色彩”，并一再嘱咐要搞得跟大检察厅勉强接受一样，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另外，“我们”又是指谁和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已经超越了以金雄为媒介的“单纯唆使”层面，而是某一势力的“某种企划”。

该检举信图片文件中有“孙俊成发送”的字样。他在去年4月时任大检察厅调查信息政策官，是辅佐时任检察总长尹锡悦的检察官。检察机关的调查结果显示，“孙俊成发送”的图片文件没有是事后捏造的痕迹。金雄在事件发生初期曾表示：“好象是孙检察官联系了我，转发给了我。”但后来又说：“如果是对方发送了文件，就会提前打电话说让我留意，但我不记得有过那样的电话。”前后说法不一，增大了怀疑。对于此次通话内容，他干脆闭口不谈。是不是因为担心事件真相浮出水面会引发风波，所以隐瞒了什么呢?

虽然赵成恩没有提交检举信，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国民力量党去年8月向调查机关提交的“开放民主党崔江旭检举信”与赵某从金雄那里收到的“4月8日”检举信很相似。只有查清“孙俊成-金雄-赵成恩”的传达途径和这一部分，“唆使告发”疑惑的全貌才会浮出水面。关键是制定检举信的主体。只有查明检察机关方面的人士实际上以什么形式参与其中，尹锡悦前总长是否知道这一点、事先或事后有无接受过报告等，才能结束“扰乱国家秩序事件”“政治阴谋”“检察机关部分人是否越轨”的攻防战。当然，赵某与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见面讨论举报的疑惑，也应该查个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