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孩子睡不好，饭也吃不好。要不然怎么会委托私人调查所收集校园暴力证据呢？”
居住在京畿道金浦市的一所小学高年级学生家长A某28日在与《东亚日报》记者的通话中这样说道。A某今年3月委托私人调查所收集有关子女校园暴力受害的证据。因为去年12月对A某的子女施暴并实施语言暴力而受到4号处分（社会服务）的加害者方面，突然提出“我家孩子也被A某的子女施暴”，并提出了是“互相暴力”。
A某为了反驳加害者的主张，要求学校出示保健室的资料。但校方表示：“因为是个人资料，所以不能展示。”最终，A某委托通过网络搜索认识的私人调查所收集校园暴力证据，私人调查所方面为3天收集证据索要的费用为100万韩元。
● 私人调查所职员：“交钱可以威胁加害者”
以学校方面消极应对学校暴力问题为由，敲开私人调查所或侦探企业大门的家长正在增加。
居住在首尔市阳川区的中学生家长B某去年11月通过跑腿中心，在子女上下学的路上安排了两周的警卫。这是因为，欺负B某的子女而受到4号处分的加害学生说：“本来要去特殊目的高中，但是因为你完蛋了。我要杀了你。”B某说：“刚开始请了两周的假，亲自跟着子女走，之后又给配备了警卫。为了孩子的安全，没有办法。”
实际上，在网站上搜索“校园暴力私人调查所”，会出现打出“100%保密”“后付制”“排名前1%私人调查所”等字样的企业。亲自向10多个地方咨询后，对方说，不仅可以收集校园暴力证据，还可以提供上下学服务和收集加害学生的信息等。一家企业表示：“只要给足够的费用，还可以对加害学生造成威胁。”费用为每周250万-500万韩元，千差万别。某企业相关人士表示：“解除保持社会距离后，重新开始面对面授课，有关学暴的咨询增加了40%左右。”
● “非法收集证据毫无用处”
校园暴力受害学生和家长之所以寻找私人企业，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学校和警察等无法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据教育部和韩国教育开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回答“曾遭受过校园暴力”的学生人数约为5.4万人，比2年前的2.7万人增加了近一倍。特别是，表示遭受语言暴力、勒索钱财、性暴力等的学暴受害者每3人中就有1人回答，“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子女遭受校园暴力侵害、事件正在由校园暴力审议委员会讨论的一名家长表示：“学校以‘看起来像是支持一方’为由，对解决校园暴力问题持消极态度。要不然家长们怎么会委托私营企业呢？”
但是为了解决校园暴力问题，利用私人企业存在违法行为。首尔市南部教育支援厅律师沈昌宝（音）指出：“即使是校暴加害者，跟踪该学生或收集个人信息也很有可能被视为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即使掌握了明确的证据，如果法院或调查机关认为这是违法行为，那么证据本身就不会采纳。”
法务法人大建（音）的律师李智宪（音）表示：“私设企业职员找到加害学生说，‘好好相处’‘不要欺负他们’，这本身就属于胁迫罪或强迫罪。因此，刚好相反，如果想通过私设企业解决问题，受害学生反而会处于不利地位。”
苏雪熙记者 facthee@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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