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年薪上限、缩短晋升时间……公职社会改革，如此怎么够?

人事革新处昨天提出了“提高政府部门人事灵活性和自律性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四级书记官以上任期制公务员的年薪上限，缩短晋升所需公务员的最低工作时间。据悉，将确保因公务员年薪而难以吸引的宇宙航空、福利医疗等专门人力，提高公务员晋升速度，提高僵硬的公职社会的灵活性。

解除年薪上限的“任期制公务员”是政府聘用有经验的公务员、雇佣一到五年的公务员。到目前为止，最高可以拿到同级公务员基本年薪的150%、医生的200%。今后，即使是书记官级，也可以给予比部长、次官（副部长）更高的年薪。从九级到三级的晋升所需时间，也从16年缩短到了11年，实现了高速晋升。

早在以前就有人指出，低待遇是吸引民间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的绊脚石。新冠疫情爆发时，政府很难利用最好的民间传染病专家。对于成功发射“世界”号的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研究员们，也没有充分的补偿。应对全球半导体战争、供应网竞争的信息通信技术、资源、通商领域的专家在政府内部也远远不足。

在“伏地不动”文化膨胀的公务员社会，此次措施能起到多大的刺激还是个疑问。废除年薪上限的对象局限于上位任期制公务员，对现有的“考录公务员”没有什么影响。即使允许快速晋升，在现在的上命下服文化中，年轻公务员超越上级晋升的事情很难普及。

随着公职社会改革的推迟，对低报酬、低效率的组织文化感到失望的人们正在背弃公职。自发离开公职的普通公务员人数从2018年的3837名剧增到去年的5601名，增加了46%。工作5年以下的二三十岁公务员中有65%表示，“有有机会就跳槽的意向”。每次政府更迭时政策都会被推翻，向一线公务员追究此前政策失败责任的现实，也助长了对公职的反感。

要想改变公职社会的这种风气，必须出台根据力量和成果进行补偿的职务成就工资制等更破格的革新方案。对于具备专业性、致力于自我开发的公务员来说，不仅要升职，还要扩大业务和任职选择范围。首先应该努力改变破坏年轻公务员欲望和创意性的旧公职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