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潜在增长率冲击”，取决于政治领导能力

“你真的是爱国者。”

两年前周围人看着迟来的老三的这种说法都听腻了。虽说都是出于善意，但在听者的耳朵里，不免感到奇怪。不过是个人生活中极其自然的一个过程，却要和日帝强占时期独立运动或军方独裁时期民主化运动才配用的“爱国”一词等同起来，总是让人觉得奇怪。难道对于生活在2020年代的韩国人而言，出生和育儿之悲壮和困难，已经到了和爱国相提并论的程度?

但是最近随着抚养三个孩子，熟人生育问候中暗含的重量感逐渐成为现实。与高物价、高利息重叠，仅仅是上高中的老大和上小学的老二的补习班费用，就超过了月薪的30%。记者为准备高考的老大所支出的补习费，仅仅是首尔江北普通高中在校生的平均水平。课外辅导是想都不敢想。不久前听说，一个有孩子上独立型私立高中的朋友，光是假期里每个月的补习费就要500万韩元左右，不禁大吃一惊。然后想起了几年前一个熟人为了子女的教育而考虑去海外偏远地区工作的故事。这是过去为赚取中东石油资金而远渡重洋的产业主力军转变为生育主力军的瞬间。

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不久前预测，韩国的潜在增长率今年将首次降至2%左右，明年将进一步降至1.7%。经济规模是韩国的15倍、资本主义历史远为久远的美国，明年的潜在增长率（1.9%），韩国也是远远不如。这种程度，堪称是“潜在增长率的冲击”。

原因是低生育、高龄化和生产效率低下。其实这两个因素并不是两码事，而是相互结合的。因为，如果教育改革、劳动改革等提高生产效率的努力不能取得成果，就无法打破已经固化的低生育结构。例如，如果不能进行教育改革，减少巨额课外辅导费用、，培养适合人工智能时代产业结构变化的人才，就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率。虽然有人提出了扩大移民的对策，但不得不担心法国移民暴动等副作用。

最终，明确的答案只能是提高生产效率、打破低生育结构的各种结构改革。问题在于，良药苦口，改革必须付出代价。从现有的社会结构中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是代表性的。除了以国民对改革的共识为基础、不断说服利益集团的正面进攻之外，别无他法。

最近韩国银行总裁李昌镛在记者座谈会上表示：“大家都知道如何走出低成长。不过做不到，因为每件事情，利害当事人都不同。如果实施结构改革，潜在增长率将上升到2%以上。选择在于政治。”但是，政府在出台三大改革之一的年金改革方案时，甚至连保险费率也没有提出，招致“白开水”方案的批评。如果把百年大计养老金改革与明年的议会选举联系起来，将无法避免像以前政府一样被批评为民粹主义。对于远程医疗、医大扩招、国民年金等堆积如山的结构改革，不要左顾右盼，应切实拿出能够果断推进的政治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