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孩子托付给菲佣自己去加班，这样的社会值得提倡吗？

香港在51年前的1973年引进了外国人家政管理师（外佣）制度。外佣入住家庭，一般每周工作6天，不适用最低工资，每月100万韩元左右就可以雇用。据说，由于费用低廉，双职工夫妇的使用率很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的双职工夫妇喜欢外佣。《东亚日报》记者最近在香港当地见到的吴凯文（音，35岁）说，除了雇外佣外，没有其他选择。他说：“妻子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产后为了育儿向公司申请在家办公，但是被拒绝了。也不能欠健康不好的父母人情。”他们夫妇俩真正想要的是照顾孩子的时间，而不是代替照顾孩子的人。即使照料服务的使用价格再低，与不是家人的陌生外国人一起生活也非易事。

看到香港的这种事例，我觉得外佣制度反而会破坏养育子女的社会价值，使长时间的工作正当化。如果能够以低廉的费用外包照料，公司是不是就没有理由鼓励职员参与育儿呢? 因为没有必要允许在家办公或调整上下班时间等灵活工作。

实际上，外佣制度虽然对提高劳动市场参与率有效果，但在提高出生率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产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香港雇用的外佣人数在10年内增加了3倍。结果显示，有未满5岁子女的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增加了15个百分点以上。但是，2012年香港的总生育率仅为1.28人，2020年降至0.88人、跌至1人以下，去年降至历史最低值0.75人。这与总生育率世界倒数第一的韩国（0.72名）没有太大差距。

与香港一样，早早引进外佣制度的新加坡（0.97名）和台湾（0.87名）等，也在去年创下了历史最低的合计出生率。尽管如此，想要效仿的韩国似乎真的有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情。

同时面临人口消失危机的东亚国家有一个共同点。正如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所说，不是靠灵感而是靠汗水实现了经济增长。因此，长时间的工作仍然被认为是美德，而且还和公司内的地位和晋升有关。

韩国也毫无必要地工作太长时间。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透露，以2022年为基准，韩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年1901小时，仅次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智利。同期，韩国的劳动生产率为每小时49.4美元，仅占爱尔兰（155.5美元）的32.8%。

把子女托付给外佣，自己专心工作，这样安排的社会是否妥当？如果想克服低出生率，在引进外佣和讨论费用问题之前，应该明确设定本质的指向点。应该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停止“假劳动”，走向可以给子女投入时间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