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避免“收入主导型限制悲剧”的呢？

最近，正在进行大企业劳资工资协商的日本经济界，听到最多的单词是“满额答复”。这是韩国没有的汉字词。它的意思是，公司方面100%接受工会提出的要求上调工资方案。因为工会提出的要求一分也不削减，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协商的。虽然会将大企业工资协商称为“春斗”，但整个过程既和平又和气，甚至让人对加上的“斗”字感到奇怪。

日本史上首次突破日经指数4万点大关，掀开了“失去的30年”的铁棺盖，现在正在打破30多年来冻结的工资厚冰。从主要大企业的工资上涨率来看，经济复苏这个词还不够。包括日本制铁14.2%、神户制钢所12.8%、ION6.4%、松下5.5%，日本金属工会下属企业的85%以上直接接受了工会的要求，或者反而上调了要求。

日本企业的工资上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这可以追溯到2012年底上台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二年以3支箭（放松金融、扩大财政、增长战略）为主轴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政府和中央银行发放资金，要求企业增加投资，提高工资。这是从2010年开始登场的所谓“官制春斗”。

尽管如此，工资上涨率每年也很难超过2%。中小企业则更低。由此可见，一旦陷入通货紧缩（经济停滞中的物价下跌），那是一个多么深的深渊。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至少没有拧转企业的胳膊。首相亲自出面要求提高工资，但并没有强行压迫不回应的企业。即使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拉大，也不会强行提高最低工资10%以上，也不会强行改变政策方向。

虽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日本政府每年都致力于营造上调氛围，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面对“总理说话就能提高工资吗”的嘲讽也不屈服。随着放宽东京市中心各处的容积率、高度限制、建筑密度等限制，建设景气开始复苏。不仅向本国企业，向台积电等企业也提供了数万亿韩元的补贴，给整个日本列岛带来了投资半导体工厂的热潮。日元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强化导致了企业业绩的改善。就这样坚持了10年，股价上涨，工资正式上调。

日本放松银根和放宽限制时，韩国选择了提高最低工资和限制大企业。2018年和2019年，工资分别提高了16.4%和10.9%。以收入主导增长论为依据提高最低工资的当时，“如果韩国最低工资继续超过日本，小工商业主将受到打击”的主张被无视。结果，韩国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遭受了就业岗位增加幅度低于10万个工作岗位的“雇佣冲击”。半导体工厂的增设被规定水、电供应许可的地方自治团体限制。以居民民怨、地区夙愿、选举公约等为由，连合法的许可都不给。

10多年来一直朝着“摆脱通货紧缩”政策目标前进的日本，终于拿到了“30年来最大工资上调”的成绩单。不久后宣布“解除负利率”的可能性也很大。曾经只知道挤干毛巾的日本经济氛围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邻国如此奔跑起来，韩国在选举即将到来之际，连“拯救经济”的口号都很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