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韓國電力事件’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公共企業結構調整的最大障礙﹐就是來自工會的強烈抵抗.不僅是韓國電力﹐就連大部份公共企業的工會都表現出比其他任何一個企業的工會都要頑強的威力.因此﹐政府批評說﹕‘公共企業工會膨脹的利己主義阻礙了改革.’
但是﹐稍微對公共企業內部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反問﹕‘政府有說這種話的資格嗎﹖’因為時至今日﹐工會之所以能夠如此壯大﹐政府應該承擔相當部份的責任.
計劃預算處在編製98年公共企業結構調整計劃時﹐在方案的核心部份﹐提到了應該廢除公共企業管理層內所謂‘降落傘人士’的內容.也就是說﹐只有選聘有專業知識的專業人員組成管理層﹐才能推動改革的發展.然而﹐後來該項建議卻被徹底的忽視了﹐公企中的‘降落傘人士’現象依然如故﹐絲毫沒有發生變化.
計劃預算處實務者們開誠佈公的說﹕‘因為缺少公共企業改革的實質性方案﹐所以結構調整受到了很多限制.’
所謂‘降落傘人士’是現政府還是在野黨的時候﹐對當時的‘文人政府’的一大弊端進行的批判﹐但是現政府還是沿襲了這種惡習﹐雖然程度上有所差異.
這也正是政府對全國公共運輸服務工會聯盟政策部長盧恆來的指責無話可說的原因﹐盧部長指出﹕‘政府用反對改革的降落傘人士添滿管理層的位置﹐進而攻擊公共部門成員是不妥當的.’
政府在此之前曾引入公開招聘社長等從根本上改變公企經營陣(領導層)的各種改革措施.但問題是﹕社長推薦委員會等制度反而使從政界出來的降落傘人士堂而皇之的登上大雅致堂﹐起到了使他們完全正當化的作用.
由于公共企業人士與政界有著各種聯繫﹐所以每當到了人事調動的季節﹐各種傳聞就漫天而飛.什麼‘某人是某人那一派的’等等.有關政府部門則忙於演算‘把某人安插到某處﹐某人安排在哪把交椅上’的‘高次方程式’.在此過程中﹐政界的討價還價和妥協可能會在一個早晨就使人們的命運(職位)發生變化.他們對選拔任用中應該看重的專業性問題﹐完全拋在腦後﹐從沒有考慮過.
漢城大學教授李鐘洙指出﹕‘如果不打破把權力機關週圍的食客安插在公共企業負責人的交椅上的固有的陳規﹐公共部門的改革就不會有另人期待的地方.
不精通的經營陣(領導層)﹐只能被工會抓住‘小辮子’.他們雖然白天與勞動工會對峙﹐但到了晚上就向工會妥協.在兩者之間似乎有一種公平的‘交易’.
曾經在9月﹐對公共企業進行過特別監查的監查院某有關人士也說﹐‘工會經常利用經營陣的弱點而提出一些過份的要求.而當這種方式被接納以後﹐工會便不斷提高各種要求的擋次﹐謀求集團利己主義﹐因而變得強壯起來.’
在受到監查院的監查後﹐得到懲戒的韓國產業安全公司﹑大韓住宅保證株式會社﹑農業基礎公司﹑馬師會﹑勞動福利公司等部門所有的總經理都是來自政府相關部門的人.
特別是馬師會﹐由于99年通過勞資協定把加入工會的條件放寬到二級以下的全部職員.結果﹐除了高級職員以外的97%的職員（高級職員除外）都加入了工會.工會行使著絕對的權力.連屬于經營管理層的二級職員和為經營陣(領導層)工作的負責監查的職員﹑高級職員﹐秘書等人也都是勞動工會會員.
公共企業改革的又一個問題是﹕沒有做好充份的準備﹑就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這種結構調整方式不考慮個別公共企業的實際情況﹐只是一味地追求在規定的時限內完成結構調整’.對此﹐專家們指出﹕有強烈的決心固然好﹐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結構調整的基礎設施’是否能跟得上﹖
政府有關人士吐露道﹕這段時間以來﹐在公共企業改革過程中﹐政府也存在著沒有考慮到個別公共企業的實際情況﹐單純為了趕時間而下達不切實際的指示的情況.在計劃預算處負責公共企業結構調整的職員只有10多個人.而只靠這些人員去做調查100多個公共企業複雜的內部情況﹐並制定出令人滿意的改革方案﹐難度是很大的.
只要我們看一下作為公共企業結構調整的中樞的----計劃預算處的政府改革室室長之位﹐一直無人問津﹐這一事實﹐就可以知道公共企業改革有多困難.多年來一直在韓國開發研究院（KDI）研究政府改革領域的李啟植博士登上政府改革室室長的位置後﹐遭到了內外人士的強烈反對﹐于8月提出辭呈.計劃預算處雖然曾經兩次招募應聘者﹐卻沒有合適的人選出現.因為﹐人們都說﹕承擔奇這一職務要吃很多苦﹐還要扮演‘反面角色’.這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公共企業改革是一條‘險路’的事例.
李勳 dreamland@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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