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名非典型肺炎患者于去年11月中旬在中國廣東省被發現。而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接收“在廣東省變種肺炎急速擴散，已出現305名患者，5名死亡”的報告書的時間是2月11日。中國政府將發生新種傳染病的事實隱瞞了近三個月的時間，結果爲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WHO雖然24日解除了對北京的旅遊禁令，但在國際社會已失去信任的中國要想從非典型肺炎的後遺症中解脫出來，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非典型肺炎僅在亞洲地區就帶來了16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 中國自80年代起就採用市場經濟的路線並取得了輝煌的經濟發展，但在政治方面卻是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而且嚴格控制著輿論。非典型肺炎在廣東省肆虐的時候，北京政府牢牢控制了輿論，以致於當時在報紙上根本就看不到關於這一傳染病的報道。由於資訊的控制，國民們失去了可採取預防措施的機會，而且還耽誤了爲防治非典型肺炎所需的國際社會的合作。曾在中國發生過的1960年大躍進運動期間3000萬人失去性命的最大根源就是資訊被控制。因爲毛澤東引進集團農場制度之後隱藏著糧食收穫減少的事實，大肆宣揚誇張的報告而失去了採取措施的機會。
▽ 也有一些國家以只有在獨裁國家才可動員的強制性手段有效防止了非典型肺炎。北韓對於從國外來的本國人或外國人，不論身份高低一律在離平壤1個小時路程的安州清川江賓館給隔離10天。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的職員證明說在這一賓館被關了10天，每天接受兩次體溫檢查。而參加國際會議回國的北韓外務省部長和職員們也與普通人一樣度過了隔離生活。原來基本醫療設施和藥品明顯不足的北韓對於非典型肺炎具有全國性的恐懼感。
▽ 在中國，經濟健康統計被政治意圖隨意操作著，輿論界人士或學者收集準確資料的行爲會觸犯“國家機密泄露罪”。中國在非典型肺炎初期的對應中失敗，相當一部分責任在於沒能與國際化市場經濟相協調啓動的僵硬的政治體制上。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以CIH病毒核電廠事故爲契機，認識到了蘇維埃體制的低效率，開始了改革開放。生命倫理學家以馬內利指出“像蘇聯從CIH病毒學習那樣，中國也應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得到教訓”。當然，沒有達到這種水平的北韓除外。
評論員 黃鎬澤 hthwang@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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