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像《猛鬼街》或《十三號星期五》一樣若干次反復製作的恐怖電影。紅衛兵是該恐怖影片中的殺人惡魔弗雷迪或者是傑森。更準確地說，就是惡魔附體的鬼娃。

向連韓國的現代史也不瞭解的他們講解他國的現代史，也許沒有什麽比喻能比這個更貼切易懂。說明過於簡短？“文革”和“紅衛兵”不是已經脫離其歷史實體成爲了象徵“集體瘋狂”和“幼稚的親衛組織”的文學修飾詞嗎。

但是今年在美國以非小說散文文學出版的《紅衛兵》證明文革並非慘叫聲淒厲的虛構，而是就連慘叫聲也得吞進肚裏的悲慘的現實，而且紅衛兵是這一悲劇的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作者沈凡（50歲）是美國中部一所規模較小的大學的英語系教授。如果看他現在的經歷，很難聯想到紅衛兵。但是他的名字裏卻烙上了革命的紅色烙印。

“我的爺爺和奶奶都是與清王朝和外國勢力抗爭過的革命家。父母也是與日本和國民黨鬥爭過的共産革命家。他們決定給第一個孩子起名符合革命家的‘凡’。該名字的意思是，千百萬勞動者中平凡的一個人。”

出生在革命家庭的他是忠實於1966年5月17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毛澤東的“命令紅衛兵，揪出藏在各處的敵人予以處決”的命令的年僅12歲的紅小鬼。他與當軍官的父親和作爲党幹部的母親一起生活在北京。焚燒各種書籍、向學校教師和領導幹部施以殘忍的私刑，從中他感到了無比的快感。對他而言，文革是非常有意思的遊戲。父母、教師誰都不能妨礙這一遊戲。

在教師和講課消失的學校，他們只要組成“萬里長城鬥爭組”或“無畏的紅色革命軍”等派系，就能佔據一個教室。“藏起來的敵人”指的是除毛澤東外，所有有“權威”的人。他們就是擁有知識、財産、權力的社會精英。

如果讀到幾萬名紅衛兵聚集在足球場上批鬥將軍和北京市市長，並加以各種屈辱和暴力的狂熱場面，就會切身體會到“廣場的拷問”勝過“秘密拷問”。另外，幾百萬名紅衛兵聚集到天安門廣場，看到只是一個點而已的毛澤東後出現歇斯底里症狀並昏倒的場面令人對集體催眠的殘酷不寒而慄。

但文革只是爲了混亂而出現的混亂，紅衛兵也只是權力鬥爭的一個手段而已。不停地查找“藏起來的敵人”的紅衛兵陷入剖開活人的肚皮灌入醬油的瘋狂，其結果是互相殘殺。

該書的真正魅力並不在揭發紅衛兵實際情況的前半部，而在推翻這種生活的後半部。兩年的紅衛兵生活結束後，作者在下鄉到偏遠山區當農民的“偉大的領導人”的號召下，離開父母，在幾千公里外的荒草地當了4年農民，然後到經常出現原因不明的自殺者的工廠當了6年工人。在此期間他從“革命的大刀”逐漸變成了“指向革命的匕首”。

他在民衆之間學到的並不是革命性，而是他們的健康的樂觀性和狡猾的處世方法。他以此爲武器開始爲尋找因文革而失去的歲月進行報復。因爲他通過晝耕夜讀，積累知識，同時利用阿諛奉承、收買以及欺騙的手段，把愚昧的党幹部玩弄于掌骨之間，後來成爲一名大學生，最終于1984年到美國留學，與他們徹底訣別。

該書具有不亞於揭露革命的虛構性的強有力的資訊的幾近小說的吸引力。雖然紅小鬼時期作者進行了徹底的破壞，但是與成爲一生“拯救的女人”的李玲的悲劇性愛情故事令人聯想到影片《齊瓦戈醫生》，頗具戲劇性。此外，將自己比喻成經過種種磨難向玉皇大帝進行抗爭的孫悟空的作者的詼諧性也處處發揮出光芒。

該書原名爲《Gang of One》（2004年）

權宰賢 confetti@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