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對韓國政府的提問日本應做出明確的回答

韓國政府發表了大幅修正與日本的外交基調的所謂“對日新主義”。政府將獨島和教科書歪曲問題視爲無異於過去的殖民地侵略的嚴重事件，決定強硬對應，並向國際社會廣泛宣傳我們的大義和正當性，開展立足於人類基本價值和常識的對日外交。政府還表明了繼續推進人力、物力交流事業的立場。

這意味著，我國政府將放棄過去一直堅持的“安靜的外交”，從今以後該說的話就明確表示。事態發展到這一地步，首要責任在於日本。日本不理會過去的錯誤，採取強硬的態度，是因爲日本政界的主流轉變爲沒有經歷戰爭的戰後一代。但對鄰國造成諸多痛苦的戰爭責任並不是特定政府或個人所能承擔的問題。無論是否願意，都應由“日本國”承擔。

日本至今還背負著全力恢復鄰國的自尊心和補償受害的歷史包袱。我國政府的“新主義”正面詢問日本是否有恢復鄰國的自尊心和補償受害之意。現在日本應對這一提問做出坦率、明確的回答。

我國政府也應冷靜地反省過去的對日外交基調。可根本不考慮會發生什麽事情，連總統也表示：“不會將歷史問題當作外交爭論焦點”，顯得過於輕率。這一發言大大降低了與日本的談判力度。外交的最終目標是，國家利益最大化。爲實現這一目標採取什麽手段和方法在於國家力量的大小。

殘酷的現實要求我們建立足以決定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經濟力、安全能力和圓滿的國際關係。從這一點看，日本對韓國是重要的國家。在“新主義”中將日本評價爲“既是夥伴又是命運共同體”，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政府不應僅考慮國民情緒，致使國家利益受損。在國民情緒和國家利益相衝突時，能說服國民的就是國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