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防部一再解釋,在忠南雞龍台建設中的“戰時指揮用營地設施”是供軍隊最高統帥總統在戰爭等非常時期使用的居所,但這種解釋確實難以讓人接受。
雞龍台設有陸海空三軍總部,戰時無疑會成爲敵人的主要攻擊目標。戰爭一旦爆發,炮彈襲擊隨時都可能發生,試問如此暴露的二層樓房果真可以供總統 “運籌帷幄嗎”?在300∼400米遠的地方甚至還有一個高爾夫球場。面對“總統別墅”的疑惑,國防部極力解釋,但又有哪一個國民能夠相信如此牽強的解釋。
事實上,對國務調整室室長趙泳澤問題的處理方式也如出一轍。趙泳澤在擔任行政科長一職時,利用職務之便,從各道知事那裏收取了1000多萬韓元的賄賂,敗露後受到檢察機關的處分。面對任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青瓦台便以“那是當時的慣例”輕描淡寫過去,似乎“慣例”可以包治百病。現政府執政後,不斷發現一批部長級官員與房地産投機、子女入外國國籍、服兵役事件有著扯不斷機緣,但大多以“慣例”爲由被“寬大處理”。如果他們不是“同路人”,而是政治上競爭對手,還可以得到這樣的赦免嗎?
如果從有關新行政城市遷移的“首都圈開發對策”去分析,政府的解釋就顯得更加牽強。政府曾在短短的幾個月前表示“首爾擁擠得讓人窒息。” 但現在又突然出臺一系列可能加劇首都圈過於集中的對策,還堂而皇之地稱“首都圈空洞化對策迫在眉睫。”對此,也許人們只能回之以愕然、茫然。政府以“對北支援大米”爲由繼續推進新萬金事業,其中的道理似乎也是高深莫測。事實上,國內的大米是供過於求,甚至多到難以負擔保管費用的程度。如果政府執意要向北韓支援大米,剩下的大米已經足夠。難道政府不是爲增産大米找藉口,才想起對北支援這一“錦囊妙計”的嗎?
面對政府的這種牽強附會的解釋,還要盡公民納稅的義務,這也許正是韓國百姓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