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末外匯危機撞擊韓國經濟後，政府方面為了克服此次危機出臺了金融、企業、勞動、公共等4大部門的改革專案。
多虧刻薄的企業結構調整和國民共同分擔艱難，韓國到2001年8月終於能脫離國際通貨基金（IMF）的管理體制。
但是正如賣掉第一銀行那樣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實行中的錯誤。諸如此類的實行錯誤導致了外匯危機的後遺症，至今還成為國民經濟的大負擔。
○BIS比率為8%，仍然遭受批評
外匯危機後，金融市場由於累積的不良成份與信用梗塞等沒能發揮其功能，對此金大中政府以“構築有效金融系統”為名採取了高強度的結構調整。
結構調整結果，國內的金融公司從1997年末的2103家，今年6月減少到了1304家。10年來就消失了1/3的金融公司。
銀行的結構調整比起其他的金融圈更為殘酷。國際清算銀行（BIS）為基準，自有資本比率不及8%的銀行被強制退出或淪為了合併對象。
這樣，一般銀行的BIS自由資本比率從1997年的7.04%到去年大大改善到12.31%，而不良債券比率從6.70%大幅度降到0.84%等，其健全性得到了提高。
但是流動性危機嚴重的時期過分嚴格實行BIS自由資本比率的措施仍然遭受批評。
某民間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指出：“當時應該有銀行增長的可能性或流動性比率等諸多判斷標準，但唯獨BIS自由資本比率成為結構調整唯一尺度，現在想起來也是一個遺憾而又有眾多疑惑的事。”
由於陷進國際標準的漩渦中，將國內銀行產業的主導權轉讓給了外國資本，這一事例也是其代表性實行錯誤之一。
除了第一銀行外，曾淪為凱雷基金的韓美銀行（後收於花旗集團）、轉讓給龍星基金的外換銀行等事例還引起了“國富流出”的批評。
○改善企業支配結構，卻喪失了能動性
大企業放慢的介入管理與“章魚爪式”擴張管理是將韓國陷於外匯危機的最大罪魁禍首。
政府對此于1998年初向那些大企業採取了“船團式管理的告終”措施。大企業之間的重複或類似行業之間的合併等‘big deal（大交易）’現象的形成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第二年政府還要求了分離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遏制迴圈出資及不當的內部交易、斷絕變則上訴等企業支配結構的改善。
各個企業果斷整理不牢資產與項目，通過選擇與集中培養了主力項目，經過這樣的自身努力在收益性與健全性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
另外，比起迴圈出資，轉變為支配結構比較單純的地主公司的企業，到今年8月末已經擴大到了40家，說明其支配結構也相當程度地得到了改善。
但是在此過程中也難免存在一些反復無常的混亂的政策路線。
其代表性的事例為，1999年末以促進企業結構調整為由廢除了出資總額限制制度，而到2001年4月又以“遏制經濟力的集中”為由再次復活。政府以改善支配結構的名義固守著這一制度，但輿論指出這個制度卻成了企業專案多樣化與投資的絆腳石。
金大中政府為了克服外匯危機過分強調“引進外資”後到現任政府，仍然持續著對國內企業的不同強度的批評。
據三星經濟研究所的介紹，2005年末維持1兆韓元以上銷售額的20家外籍企業中，13家（65%）是當初曾經為國內資本而在外匯危機後賣到海外的企業。
○沒有結束的結構調整
政府從1997年11月到今年9月為止投資的公共資金已達到168兆4000億韓元。
但是至今為止，回收的資金僅僅止於89兆1000億韓元（52.9%），外匯危機留下的創傷仍然嚴重。
尤其是當初政府出臺的4大部門的改革中，金融與企業之外的勞動及公共部門沒能收到像樣的實績，因此輿論指出“這不是改革，而是退步”。
韓國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本部部長許贊國強調道：“公共與勞動部門的改革很難發現其實質性的進展，而且某些部分還表現出了回歸性的形式。因此為了真正克服外匯危機，應該加緊對兩個部門的改革。”
三星經濟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黃仁成於14日做出的“對外匯危機10年的評價與課題”報告書中說，“勞動部門的靈活性比起外匯危機之前沒能得到明顯的改善，勞動市場創造就業崗位等作用也有所下降。因此應該在確立合理的勞資關係的同時要強化勞動部門的靈活性。”
車志完 cha@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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