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開發研究院（KDI）拿出了有關近10多年間上流層、中產層、貧困層家庭比率變化的分析資料。以家庭收入為准，中產層比率從1996年（68.5%）起逐年遞減，2000年61.9%、 2006年58.5%、2009年56.7%，13年間共減少11.8%。相反的，上流層比率從1996年的20.2%增至24.1%；貧困層則從11.3%增至19.2%。三星經濟研究所也分析指出，中產層家庭比率從2003年的60.4%減少至去年的55.5%，共減少4.9%。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規定，將所有家庭按照收入水準的高低進行排序，處在中間的賺取50∼150%“中位收入”的家庭稱作中產層。KDI和三星經濟研究所利用這一概念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雖然中產層數量大減，但是大部分卻並未晉升為上流層，而是轉變為了貧困層。
美國、日本、歐洲等先進國家，也出現了中產層沒落的現象。在被稱為“1億總中流社會”的日本，經過“遺失的十年”20世紀之後，開始流行“落差社會”或“下流社會”這種形容詞。隨著製造業和服務行業的就業崗位移至中國或印度，美國和歐洲的中產層數量大減。20世紀60年代之後，中產層不斷增加的韓國，其中產層的破產速度比其他任何國家要快。
中產層是一個國家社會穩定的核心。中產層越多，社會一體化的可能性越高。相反的，轉變為貧困層的中產層數量增加，將增加階層間的矛盾、加大社會不安的危險性，成為國粹主義的溫床。復原中產層最根本的方法，便是經濟增長。原有的出口主導型增長模式與內需型增長模式，同等重要。多培養出適應經濟及產業結構變化的具有競爭力的人才，也是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韓國的平均收入已接近先進國家的水準。若想增加中產層的數量，便要創造出高附加值的新舊工作崗位。放寬國際競爭力比製造業低的醫療、教育、法律、觀光等高級服務的管制，並取消障礙，是創造品質佳的工作崗位的捷徑。眾所公認，所謂“特惠”便是允許通過出口積累充足資金的大企業進入到高附加值的服務行業和綠色生長行業領域。
前國務總理鄭雲燦在昨日的離任式上說：“未盡其責的政府或以為事事可為的政府，都會危害國家及國民。”政府“未盡的義務”便是復原崩塌的中產層。政府應當將政策焦點放在復原中產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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