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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超情懷,超越時空永存於人們心中

Posted December. 10, 2010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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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25日,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抵達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中國敦煌莫高窟。當時,他組建的中亞考察團已經在中國新疆維吾爾喀什地區逗留1年5個月。伯希和一直惦記著敦煌藏經,因為他曾經聽說敦煌莫高窟發掘了重要的藏經。

抵達莫高窟第二天,伯希和立即著手當地考察。他首先找到了王道士。王道士全名王圓祿,他於1900年來到敦煌莫高窟,隨後便做了道士。有一天,在打掃莫高窟16洞的過程中,他偶然發現了第十七個洞穴。洞內3米多高,裡面堆積著無數藏經。因為這裡收藏了古藏經,所以這第17洞被命名為藏經洞,王道士相當於藏經洞的管理員。

如果沒有獲得王道士同意,就無法看到敦煌藏經。所以,伯希和找到了王道士。先前,當俄羅斯探險家詢問是否有藏經洞時,王道士並沒有告訴事實。對於英國的奧里爾•斯坦因,王道士沒有允許他進入藏經洞。但是,對會說一口流利漢語的伯希和打消王道士的戒心,獲得了藏經洞的考察權利。

考察活動始於1908年3月3日。第一天,伯希和連續10小時蹲坐著研究了藏經。藏經多數為6世紀至10世紀的貴重藏書。其中不僅有漢文經典,還有多種語言的古文。伯希和認為,這個石窟就是漢學寶庫,並在此進行了為期3周的考察。

有一天,伯希和發現一卷前後殘缺的箋釋一卷,雖然署名和作者的名字都已遺失,但伯希和當時感到無比激動。因為,他可以確定那就是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開始考察中亞前,伯希和曾經閱讀過《一切經音義》,而且他可以確認手中的確是該部作品中《往五天竺國傳》的內容。這都要歸功於伯希和的漢學知識及漢字、漢語實力。

伯希和建議王道士將17號石窟中的所有藏經出售給他,但王道士沒有答應。然而,經伯希和百般請求,王道士終於接受了他的建議。伯希和用500兩換走6000多件重要藏經,於5月30日離開敦煌,10月5日抵達了北京。隨後,他在北京裝裱部分卷子,將這些遺物運往了法國。其中,包含《往五天竺國傳》,它送往了法國國立圖書館。1909年5月,伯希和向學界報告了這一事實。1915年,日本學者高南順次郞經研究證實,慧超是新羅僧人。

長期研究絲綢之路與《往五天竺國傳》的韓國文明交流研究所長鄭秀一斷言,慧超是“韓國首位國際化人士”。慧超出生於704年,故鄉是新羅首都慶州。719年15歲時,他為學習密宗留學中國。4年後,即在723年19歲時,他又前往印度求法。

慧超從廣州出發乘船抵達印度並巡訪佛教八大聖地。隨後,他一直走向西方,途徑甘達拉、波斯、阿拉伯、中亞、帕米爾高原、庫車及敦煌,最終於727年11月抵達唐代首都長安(現今西安)。該歷程耗時4年,是2萬公里的大長征。

《往五天竺國傳》詳細記載了慧超的長征歷程,作品名稱意為“走遍5個天竺國(印度的漢語稱呼)所寫的作品”,然而作品不僅涉及5個天竺國,還有大量有關西域的資訊。

最初發現《往五天竺國傳》時,作品前後已經嚴重殘損,現在還剩下227行5893字,卷寬28.5毫米,長42毫米,公有9張卷拼貼而成,總長358毫米。有關在莫高窟藏經洞發掘的卷手抄本,部分學者認為是慧超親手抄寫的作品,也有學者對這一觀點表示反對。對此,國立中央博物館研究員吳永善指出:“我們無法判斷到底哪一方觀點正確,但如果假設是他人抄寫,學界普遍認為是在10世紀以前抄寫的。”

慧超旅遊主要是為了求法,走訪東天竺國的主要目的是探尋佛教。但是,繼續中、南、西、北天竺國的過程中,慧超關注的領域從佛教逐漸延伸,陸續涉及到了政治、經濟、社會、衣食住等日常生活以及語言和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可以說,他的作品詳細記錄了與人類生活相關的方方面面的內容。慧超既是求法的密宗僧人,同時也是充滿好奇心的文明探險家。因此,人們稱慧超是韓國首位國際化人士。

慧超的旅途貫通絲綢之路,在4年的旅途中,慧超時而表現出了對故鄉慶州的眷戀。《往五天竺國傳》中有慧超懷念故鄉所寫的詩。在異國他鄉遙望遠方月亮與雲朵,他想到了雞林。雞林即慶州,這首詩可以充分證明慧超是新羅人。

慧超如此思念祖國,但他一直在唐代長安研究密宗,於780年逝世,享年76歲。或許,在異國他鄉逝世是這位世界化人士的命運。

鄭所長表示:“慧超是史上首位通過海路與陸路環游亞洲大陸中心並留下見聞錄的人士,他同樣是東西文明交流史的先驅人物。毫無疑問,慧超是韓國首位國際化人士。”



李光杓 kplee@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