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諾貝爾經濟獎獲獎者、印度人阿瑪蒂亞?森所著的《爭論的印度人》一書，會覺得印度人天性話多。在聯合國流傳的有個段子，說是對國際會議議長來說，最難的事情是讓印度人打住，而讓日本人開口。即使考慮到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英語水準差異，這也說明了印度人講話過多，而日本人講話過少，所以才有這個段子。
看起來話多和爭論也有很深的關係。在法國和德國，公共汽車上相對安靜，如果有人高聲，首先老人就會盯他兩眼。英國的公共汽車上則理直氣壯地喧鬧。在法國和德國，老師們多抱怨學生們同英語圈相比提問較少。在我國，提問就更少了。上課不是以問答為主，而是以注入式講課為主。在上課時提問，如果是因為對講義內容不懂而提問還好，如果指出講義的邏輯漏洞，將會被看做是對權威的挑戰。由於殘留著這種文化，提問的就更少了。
科學雜誌《自然》最近刊登了一篇題為《為什麼韓國是世界上研發投資最多的國家？》的文章，如果將題目改為《韓國是世界上研發投資最多的國家，為什麼沒有獲得過諾貝爾獎？》會更好一些。韓國的研發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屬於世界最高水準，超過了日本和美國，是歐盟以及中國的兩倍。但是，韓國還沒有諾貝爾獎獲獎者。人們提出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條，就是研究室裡沒有活躍的討論，這一特點來自於學校的教育，而且不易改變。
韓國因為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科學獎而著急，似乎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今年1月，美國的時事文藝刊物《紐約客》對此給予迎頭一擊，稱“韓國人連書都不讀，卻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現在，《自然》雜誌也好像在指責說，連活躍的討論都沒有的國家，卻老想著獲得諾貝爾科學獎。我們不能眼睛只看著高處，還應該往下看看我們自身站在哪裡。
評論員宋平寅 pisong@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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