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的倫理

美國著名的新聞照片編輯唐納德•威斯洛有一天接到了一通電話。打電話的人是因"西貢的當場處決"而聞名的世界級攝影師艾迪•亞當斯。他懇請他在他死後盡量少提及自己的"西貢的當場處決"。

他的意思，是不想被人記住與兩人死亡有關的照片。他所說的兩人，分別是南越將軍阮玉鸾和被他槍斃的越共俘虜。實際上，死者只有一個人，但他認爲將軍也死于該照片。"兩人死在照片中”。屠殺良民的主謀越共俘虜被處死的情況，因爲照片的刺激性形象而消失，最終使將軍成爲邪惡人物。所以他感覺很自責，覺得是自己殺死了將軍。他作爲隨軍攝影師到處跟隨的將軍，雖然並不是這樣的人，但照片給他留下了無法抹去的烙印。

雖然照片喚起了戰爭的野蠻性，點燃了反戰輿論，還獲得了普利策獎，但是他不想人們記住這張讓人感受到罪惡感的恐怖照片。"我通過展示一個人殺死另一個人而賺錢。這兩條生命遭到了毀滅，我以此爲代價收取了金錢。”那麽他想被人們記住什麽呢？南越戰敗後，他曾拍下逃離越南、漂洋過海的難民（船民）們的照片，想被人們記住這些照片。

他想被人們記住的是，通過這些照片發動了美國議會和政府，爲美國接納20萬名以上的越南難民做出了貢獻。他的電話被固定成與意圖不符的形象，最終喚起了照片只講一半真實的危險。這也是照顧因自己而受到傷害的他人的最基本的倫理行爲。 文學評論家、全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