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述說音樂是依托人類為了人類而組織化的聲音。而且作為組織的相互作用的結果，要探索生成的聲音類型和人類組織的類型之間的關系……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共鳴，他們的音樂就幾乎不存在了。”―出自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How Musical is Man》中
帝國主義時代，西方的人類學家們為了調查殖民地而前往全世界進行實地調查。人類學家們至少學習幾年當地語言，和他們壹起吃飯睡覺調查的內容將被用作帝國經營的優秀資料。
帝國主義希望把人類學者帶來的結果作為體現帝國（近代）文化的優秀性、殖民地的原始性、野蠻性、落後性的證據。但是，即使不是所有人，相當壹部分人類學家拿來的研究結果也不符合帝國主義的口味。因為他們經常改進意見，認為不是近代的優秀性，而是其他文化的合理性和效用性，乃至近代的價值和標準可能不是普遍性的。
音樂人類學家約翰•布萊金的《人的音樂性》也可以用相似的脈絡進行解讀。研究非洲各部落社會音樂的布萊金對當代多數人的想法表示懷疑。也就是說，只有具備與他人配合樂器聲音的能力才能成為成人的非洲文達族文化，比起除了少數人連樂器都不會演奏的人占據大部分的英國倫敦，在音樂上是不是更豐富、更豐盛的社會呢。
布萊金主張，如果倫敦和文達人所擁有的世界觀不同，因此重視的東西不同，那麽在社會和文化之間劃分優劣也是不可能的。在閱讀布萊金的書時，不把不同視為錯誤，而是比較不同之間，如果不只依靠任何壹個價值，那麽希望能夠實現包含新想象力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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