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孩子睡不好，飯也吃不好。要不然怎麽會委托私人調查所收集校園暴力證據呢？”
居住在京畿道金浦市的壹所小學高年級學生家長A某28日在與《東亞日報》記者的通話中這樣說道。A某今年3月委托私人調查所收集有關子女校園暴力受害的證據。因為去年12月對A某的子女施暴並實施語言暴力而受到4號處分（社會服務）的加害者方面，突然提出“我家孩子也被A某的子女施暴”，並提出了是“互相暴力”。
A某為了反駁加害者的主張，要求學校出示保健室的資料。但校方表示：“因為是個人資料，所以不能展示。”最終，A某委托通過網絡搜索認識的私人調查所收集校園暴力證據，私人調查所方面為3天收集證據索要的費用為100萬韓元。
● 私人調查所職員：“交錢可以威脅加害者”
以學校方面消極應對學校暴力問題為由，敲開私人調查所或偵探企業大門的家長正在增加。
居住在首爾市陽川區的中學生家長B某去年11月通過跑腿中心，在子女上下學的路上安排了兩周的警衛。這是因為，欺負B某的子女而受到4號處分的加害學生說：“本來要去特殊目的高中，但是因為妳完蛋了。我要殺了妳。”B某說：“剛開始請了兩周的假，親自跟著子女走，之後又給配備了警衛。為了孩子的安全，沒有辦法。”
實際上，在網站上搜索“校園暴力私人調查所”，會出現打出“100%保密”“後付制”“排名前1%私人調查所”等字樣的企業。親自向10多個地方咨詢後，對方說，不僅可以收集校園暴力證據，還可以提供上下學服務和收集加害學生的信息等。壹家企業表示：“只要給足夠的費用，還可以對加害學生造成威脅。”費用為每周250萬-500萬韓元，千差萬別。某企業相關人士表示：“解除保持社會距離後，重新開始面對面授課，有關學暴的咨詢增加了40%左右。”
● “非法收集證據毫無用處”
校園暴力受害學生和家長之所以尋找私人企業，是因為他們認為通過學校和警察等無法解決校園暴力問題。
據教育部和韓國教育開發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去年回答“曾遭受過校園暴力”的學生人數約為5.4萬人，比2年前的2.7萬人增加了近壹倍。特別是，表示遭受語言暴力、勒索錢財、性暴力等的學暴受害者每3人中就有1人回答，“問題還沒有解決”。現在子女遭受校園暴力侵害、事件正在由校園暴力審議委員會討論的壹名家長表示：“學校以‘看起來像是支持壹方’為由，對解決校園暴力問題持消極態度。要不然家長們怎麽會委托私營企業呢？”
但是為了解決校園暴力問題，利用私人企業存在違法行為。首爾市南部教育支援廳律師沈昌寶（音）指出：“即使是校暴加害者，跟蹤該學生或收集個人信息也很有可能被視為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即使掌握了明確的證據，如果法院或調查機關認為這是違法行為，那麽證據本身就不會采納。”
法務法人大建（音）的律師李智憲（音）表示：“私設企業職員找到加害學生說，‘好好相處’‘不要欺負他們’，這本身就屬於脅迫罪或強迫罪。因此，剛好相反，如果想通過私設企業解決問題，受害學生反而會處於不利地位。”
蘇雪熙記者 facthee@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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