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避免“收入主導型限制悲劇”的呢？

最近，正在進行大企業勞資工資協商的日本經濟界，聽到最多的單詞是“滿額答復”。這是韓國沒有的漢字詞。它的意思是，公司方面100%接受工會提出的要求上調工資方案。因為工會提出的要求壹分也不削減，所以也就沒有什麽需要協商的。雖然會將大企業工資協商稱為“春鬥”，但整個過程既和平又和氣，甚至讓人對加上的“鬥”字感到奇怪。

日本史上首次突破日經指數4萬點大關，掀開了“失去的30年”的鐵棺蓋，現在正在打破30多年來凍結的工資厚冰。從主要大企業的工資上漲率來看，經濟復蘇這個詞還不夠。包括日本制鐵14.2%、神戶制鋼所12.8%、ION6.4%、松下5.5%，日本金屬工會下屬企業的85%以上直接接受了工會的要求，或者反而上調了要求。

日本企業的工資上漲不是壹朝壹夕就能實現的。這可以追溯到2012年底上臺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在第二年以3支箭（放松金融、擴大財政、增長戰略）為主軸的經濟政策“安倍經濟學”。政府和中央銀行發放資金，要求企業增加投資，提高工資。這是從2010年開始登場的所謂“官制春鬥”。

盡管如此，工資上漲率每年也很難超過2%。中小企業則更低。由此可見，壹旦陷入通貨緊縮（經濟停滯中的物價下跌），那是壹個多麽深的深淵。盡管如此，日本政府至少沒有擰轉企業的胳膊。首相親自出面要求提高工資，但並沒有強行壓迫不回應的企業。即使大中小企業工資差距拉大，也不會強行提高最低工資10%以上，也不會強行改變政策方向。

雖然沒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日本政府每年都致力於營造上調氛圍，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環境。面對“總理說話就能提高工資嗎”的嘲諷也不屈服。隨著放寬東京市中心各處的容積率、高度限制、建築密度等限制，建設景氣開始復蘇。不僅向本國企業，向臺積電等企業也提供了數萬億韓元的補貼，給整個日本列島帶來了投資半導體工廠的熱潮。日元貶值帶來的出口競爭力強化導致了企業業績的改善。就這樣堅持了10年，股價上漲，工資正式上調。

日本放松銀根和放寬限制時，韓國選擇了提高最低工資和限制大企業。2018年和2019年，工資分別提高了16.4%和10.9%。以收入主導增長論為依據提高最低工資的當時，“如果韓國最低工資繼續超過日本，小工商業主將受到打擊”的主張被無視。結果，韓國在沒有經濟危機的情況下，遭受了就業崗位增加幅度低於10萬個工作崗位的“雇傭沖擊”。半導體工廠的增設被規定水、電供應許可的地方自治團體限制。以居民民怨、地區夙願、選舉公約等為由，連合法的許可都不給。

10多年來壹直朝著“擺脫通貨緊縮”政策目標前進的日本，終於拿到了“30年來最大工資上調”的成績單。不久後宣布“解除負利率”的可能性也很大。曾經只知道擠幹毛巾的日本經濟氛圍正在發生這樣的變化。鄰國如此奔跑起來，韓國在選舉即將到來之際，連“拯救經濟”的口號都很難找到。